最早知道东湖的大名，还是1948年在台湾的时候，是从读郭沫若的《洪波曲》中知道的。当时，过末老这部会议抗战初期风云的散文集，正在香港《华商报》副刊上连载。其中就曾谈到，1938年他主在武汉珞珈山，推窗便可望见东湖，公余之暇，他也曾常在湖边漫步……印象甚深。

    气侯，1955年，当我由台湾经香港，辗转回到了大陆，30余年间，除“文革”的八、九年之外，我一直生活在武汉，并且还是住在武昌的。

    但，在1984年之前，我到东湖去过的次数并不多。至今还有着难忘的印象的，也只有1966年冬季的那次而已：时值“文革”初期，天下大乱，一批二斗的烈火，虽然还没有烧到我的身上，但人知已知，那也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了。我的妹妹放心不下，特地远从四川，千里迢迢，到武汉来看望我。为了散散心，我们曾轻骑着脚踏车，同去作了一次东湖之游。

    水云乡、行吟阁、长天楼、都走到了。

    天气很好，但我们的心情却并不好。就连那一派空明的湖面，看起来，也似乎给人以一种虚幻之感，使人不愿久留。

    及至“劫后余生”，我从下放的县城又回到武汉之后，和许许多多要追回那失去的年华”的人们一样，几乎是全身心都投入工作中了。当时也的确很少想到应该常去东湖玩玩。而且，即使是星期天，也还有那么多站不完的队，忙不完的家务事。

    到1983年底，我因胃病严重，我们的领导骆文同志建议我去东湖医院住院疗养。几年前，他曾在这里住过院。他说：生活在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，空气又特别清新，精神愉快，病也就好了一半……

    当时同在这里住院的，还有骆文的老同学、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朱平康。朱是位艺术家，早在延安鲁艺就担任过戏剧、音乐系的助教和研究员了。这次，他是因病在北京手术后，也是听从骆文建议，到东湖来疗养的。

    在亿元，我和他住同一栋病房。除了规定的“查房”时间，我们总是宁愿到迷人的湖边去散布，沿着那通向磨山的长堤、且行且谈。有一次甚至就这样一直走到了湖光阁。

    登楼了望，33平方公里的浩瀚水面，九十九道湾的回环湖岸，一下子尽受眼底。远山近树，鸟语花香，一切显得是那么生机盎然，真叫人心旷神怡啊！

    也许正因为如此，短短数月之间，我们原本比较衰弱的身体，在不知不觉，也就日趋好转了。记得是一个下午，久雨初晴，大自然有如刚刚处浴。为了欣赏那何其美丽的黄昏，我们返回医院晚了一些。病房的主治医师有点不太高兴，他说：“你们是来住疗养院的，怎么总想出去游山玩水？”当年曾在延安求学的朱平康，这时不无幽然的回答道：“是啊，除了门内的小疗养院，们外还有个大疗养院哩！你看，我们的身体不是已经好多了吗？”主治医师一听，他也不禁笑了起来。

    可惜的是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朱平康在尚未完全康复之前，就不得不匆匆地又返回北京去了。临别时，这位老人曾经发自内心地讲了两句使我深有同感的话。他说：几十年度过的人生岁月，要算三中全会以后的这段时期最好；几十念叨多的风景名胜，也要算这个还不太为人所知的东湖最美了。

    是的，和许多热点的风景名胜相比，东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。但它的独特之处，在于“自然”。如果你是拿着什么“导游图”，要在东湖来寻找什么“天下第一”的“景观”，那注定将会失望而返。但如果，你是以一种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心情，希望能在这生活节奏已越来越紧张、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繁复的现代社会里，享受一下“回归大自然”的乐趣，那么，在东湖，不需要任何人的